为什么法官都热衷于调解？

转自公众号知更说法

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已经被广泛应用，尤其在民事‬纠纷‬中更像是一种普遍的实践。尽然，外界对这种现象可能多少有些不解，但是，法官之所以偏爱调解其背后有着复杂且务实的考量。在调解过程中，法官扮演的是协调者和引导者的角色，而最终的决定权在于双方当事人，相比裁判法官本人所承担的责任和可能面临的争议就会‬大大减少。

在我国‬的传统文化中，诉讼往往被视为最后的解决手段，而非首选。这种文化背景也影响了司法实践，使得调解成为了一种符合社会期望的解决方式。通过调解，法官可以促进双方当事人的和解，这不仅解决了眼前的纠纷，还有助于维护或恢复长期的社会关系。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家庭、邻里等亲社会关系的案件中，调解能够有效地减少社会冲突，促进和谐。

从工作效率的角度出发，调解能够显著减轻法官的工作负担。与传统的诉讼过程相比，调解的程序简化，不需要经过漫长的庭审、证据交换和判决书的撰写。这种效率的提升，对于案件积压严重的法院来说，无疑是一种最有效的解决方式。在司法实践中，面对复杂多变的案件和各种可能的风险，调解无疑提供了一种相对风险极小的解决途径。法官通过引导当事人达成共识，从而避免了直接作出可能引起争议的裁判。

从实务‬的角度来看，调解还有助于快速清理案件，特别是在年底这种法官需要完成年度考核指标的时期，调解的比重往往会更大。在我‬国的法院系统中，法官的工作绩效不仅仅取决于案件的处理数量和‬质量‬，还包括各种‬考核指标‬如调撤率、服判息诉率、发改率、法定审限内结案率、简易程序适用率以及信访责任制等多个维度。这些考核‬指标共同构成了法官工作的“卡脖子”因素，促使他们更倾向于通过调解来解决案件。

具体而言‬，调撤率的高低直接影响法官的绩效评估，成为法官倾向于调解的一个重要‬原因。服判息诉率则关注在法院裁决后，当事人是否停止诉讼行为，如上诉、信访或申诉，调解结案则不存在上述问题。发改率指的是案件在上诉后被上级法院发回改判的概率。通过调解解决的案件减少了上诉的可能性，从而降低了发改率。法定审限内结案率则衡量了案件在法定审理期限内结案的比‬率。调解的案件通常能够快速解决，对法官而言，调解结案既省心又省力，还“捎带手儿”完成了考核指标。

进一步‬而言‬‬‬，简易程序适用率是指在简易程序内审结案件的概率。由于调解过程通常简洁明了，适合采用简易程序，能够使案件快速、高效地得到处理，避免了复杂的普通程序审理，节约了司法资源。此外‬，信访责任制也‬是一个影响法官倾向于调解的隐形因素‬。这涉及到法官对他们处理的案件所引发的信访问题的‬责任‬承担。通过调解解决的案件一般不会引起信访问题，因此，减少了法官的责任承担。

对‬当事人‬来说‬‬，调解作为一种更加人性化的解决方式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当事人对司法结果的满意度。在调解过程中，当事人有更大的话语权，能够直接参与到解决方案的制定中。相比之下，传统的审判过程显得较为生硬，当事人只能‬被动地接受法院的裁判‬。调解通过增加当事人的参与度，提高了解决方案的接受度，从而降低了后续上诉和申诉的可能性。在现代技术的辅助下，通过在线平台，法官可以跨越地理限制，更‬方便地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和协商。

法官之所以热衷于调解，是由于其在降低工作负担、减少个人职业‬风险、提高案件处理效率、符合社会和谐理念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。在我国‬的司法实践中，调解不仅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手段，更是一种法治精神和社会文化的体现。总而言之，调解既能够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效率，又能促进社会的和谐，实现了多方共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