婚内大额赠与婚外对象的效力认定与维权路径 —— 从 30 万元转账纠纷案看夫妻共同财产保护

　原告甲（女）与被告乙（男）于1996年5月7日登记结婚，二人系夫妻关系。2018年至2024年期间，被告乙通过微信多次向被告丙（女）转账，转账金额共计329,257.12元。在此期间，丙亦通过微信多次向乙转账，转账金额共计27,060.54元。扣除丙向乙转账的款项27,060.54元后，乙在2018年至2024年期间共计向丙转账302,196.58元。

　　2024年，丙通过微信向乙发送了三段具有女性隐私部位的视频。现原告甲诉至河北省兴隆县人民法院，要求确认被告乙将302,196.58元赠与被告丙的行为无效，并要求被告丙返还该款。

　　法院审理后认为，原告甲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记载，二被告之间的微信转账中，涉及特殊含义数字即“52”“520”“1314”“521”“5921”的转账多达31笔，结合原告甲提交的视频证据能够证实，在原告甲与被告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二被告存在不正常交往的事实。

　　被告乙在未征得原告甲同意的情况下，擅自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丙，该行为损害了甲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。且该款系乙基于婚外的不正当关系而给付丙，该赠与行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，而且严重侵害了甲的合法权益，该赠与行为无效。

　　法院最终判决：一、确认被告乙赠与被告丙302,196.58元的行为无效；二、被告丙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甲302,196.58元。

本案裁判严格遵循《民法典》及司法解释的双重规制，形成完整法律逻辑链：

夫妻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权的刚性保护

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六十二条，婚姻存续期间的工资、奖金等财产原则上属夫妻共同所有，双方享有平等处理权。被告乙在未征得原告甲同意的情况下，向丙转账超 30 万元，显然超出 “日常生活需要” 范畴 —— 此类大额处分需以双方合意为前提，单方擅自处分即构成对配偶财产权的侵害。

公序良俗原则对悖俗行为的否定性评价

《民法典》第一百五十三条明确 “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”，而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（二）》第七条进一步细化：夫妻一方为维系婚外不正当关系赠与共同财产的，另一方主张无效的，法院应予支持。本案中，乙的赠与目的与婚外情直接绑定，属于典型的 “悖俗型赠与”，自始不具备法律效力。

合同无效后的财产返还规则

法院对 “不正当关系” 及 “赠与性质” 的认定极具示范意义：

特殊数字转账的证据效力穿透

实践中，“520”“1314” 等特殊含义转账在恋爱纠纷中可能被认定为一般赠与，但本案中法院作出了差异化认定：一方面，31 笔特殊数字转账的高频性、持续性（2018-2024 年）远超普通情感表达范畴；另一方面，结合丙发送隐私视频的直接证据，形成 “转账行为 + 亲密互动” 的完整证据链，最终证实转账具有维系婚外关系的目的性。

“净额返还” 的计算合理性

本案判决为同类案件提供了明确司法参照：

不局限于 “同居”，只要存在不正当关系即可认定悖俗

司法解释列举的 “重婚、同居” 并非唯一情形，只要赠与目的是维系婚外亲密关系，即便未达到同居程度，仍可认定违背公序良俗。本案中 “隐私视频 + 特殊转账” 的组合，足以证明 “不正常交往”，无需另行举证同居事实。

全额返还而非部分返还，否定 “无权处分半额有效” 误区

法院判决丙全额返还而非仅返还 50%，纠正了 “夫妻一方仅能追回自己份额” 的错误认知。因婚外赠与无效源于目的悖俗，属于整体无效，与无权处分的逻辑路径不同，故不适用 “部分有效、部分无效” 的认定规则。

原告主体资格的唯一性限定

结合本案及司法实践，配偶遭遇类似情况可按以下步骤维权：

固定三类核心证据

• 财产流转证据：完整转账记录（需标注特殊数字、备注等细节）、银行流水、消费凭证；

• 关系证明证据：聊天记录、亲密照片 / 视频、共同出行记录等；

• 财产性质证据：证明款项来源于夫妻共同收入（如工资流水、存款记录）。

虽返还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，但发现赠与行为后应尽早起诉 —— 拖延可能导致证据灭失（如微信记录过期），增加举证难度。

同步主张过错责任